20世纪80年代，一些国家把目光紧盯21世纪，在科技发展上制定各自的战略计划，以图抢占搞技术桥头堡。如美国1983年提出的“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及自此而起的西欧“尤里卡计划”，日本“科技振兴基本国策”，苏联和东欧各国制定的“科技进步综合纲领”，等等。

面对这种国际趋势，中国应不应该有自己的对策？国内主流意见认为，应该迎接技术革命和挑战。也有不同认识，认为我国当时尚不具备全面发展高科技的经济实力，先做一些短期见效的项目为好。

对此，时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的王大珩很焦急，在一次专家座谈会上直率表示：“现在不做，到下世纪就没有了，就根本跟不上了！”

这也是他亲历“两弹一星”工程的经验之谈：“我国花了不到美苏1/20的钱搞出了‘两弹一星’，国际地位就大不一样了，人民才有了不受核威慑的生活环境。科技研究也是一样，只要我们集中力量、突出重点，可以实现花较少的钱办较大的事。”

王大珩还强调，高技术的东西，“有一点儿”和“一点儿没有”大不一样，是个战略问题。“依据国情，我国只能是重点地搞，要利用这个作为一个种子，能带动其他的方面。”与时任国防科工委科技委专职委员陈芳允的观点不谋而合。

1986年年初，陈芳允来到王大珩家，细谈了彼此想法。两人商定写一份建议呈送中央和国务院领导。

王大珩起草了建议书，归纳了专家座谈会上的意见，又邀请时任航天部空间技术院科技委副主任杨嘉墀、时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王淦昌，和陈芳允一起，4人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名义，于1983年3月3日，将商定稿《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联名上书中央领导。

3月5日，仅仅过了两天，邓小平就做出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请紫阳同志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供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1986年4月至9月间，国务院先后组织200多名有关专家进行调查论证，而后制订出台《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为纪念《纲要》的缘起，“863”计划因此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