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大猷的直脾气是出了名的。
晚年时,常有人来找马大猷为新书作序,他大多拒绝了,因为作序“只能说好话”。但是,2000年,他破天荒地自愿为一本研究蝉鸣的书作了序。
这本书的作者是马大猷的忘年交——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蒋锦昌。蒋锦昌比马大猷小23岁,他们一个研究动物,一个研究声音。
他们的交集来源于夏天最聒噪的生物——蝉。
1981年,对蝉声萌生了研究兴趣的蒋锦昌找到了马大猷。蒋锦昌想知道为什么蝉那么小的身躯有这么大的能量?它的发声机理是怎样的?它们之间又是如何通信的?马大猷一听,觉得“十分有趣”,鼓励他做下去,两人由此相识。
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时,蒋锦昌的研究成果陆续出来,马大猷看了很高兴。
由于研究条件有限,蒋锦昌研究时使用的仪器设备大多是自己设计制作的。没想到,在蒋锦昌尝试着去报奖时,有人以研究装置太过简易为由否定了他的研究。
在“不先进”“没有用”等质疑声中,倔脾气的蒋锦昌依然不放弃,从1996年起,他系统地把研究成果写成书。然而,在寻找出版机会时,出版社提出“需要有权威专家的认可推荐”。无奈之下,蒋锦昌再次找到马大猷。
看完研究内容,听完倾诉,年逾八旬的马大猷立马答应给蒋锦昌写序。在只有500字左右的书序中,马大猷隔空“开怼”:“锦昌同志以近20年的时间,从简单条件开始,专攻一个重要课题,专心致志,孜孜不倦,作出重要成就,更是难能可贵。有些同志提倡基础研究,但希望很快得到实际应用;也有些搞研究工作的同志急于取得成果,稍有所得即不暇深入,这都不利于科学的发展。科学研究工作,质量是首要的。”
晚年的马大猷对我国科技界的浮躁情绪十分担忧,公开发表过多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2005年,他在《科学时报》(现《中国科学报》)发表《国家实力根本源于基础研究》一文。文中写道:“现在的科学家大多只知道直接为生产服务是研究工作,不知创新,更不知基础研究。”“有时看到一些科学家为引进日本产品还是德国产品而争论,我脸都红了。难道我们新中国成立50余年,科学水平就是这样?科学家就干这个?”
这样“不好听的话”还有许多,人们都觉得马大猷不爱“说好话”。
“马先生说的很多话不好听,但都是出于良好的愿望,是为了国家好,为了民族好。” 马大猷的学生、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研究员田静说。
2012年7月17日,马大猷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7岁。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告别大厅的门口,悬挂着黑色的挽联——“大道至简灼见真知老师学界巨擘,上善若水诤言良策先生当代鸿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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