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春，王大珩正在谢菲尔德大学做玻璃光学性质研究博士论文。在与帝国学院时的英国同学汉德（W.C.Hynde）聊天时，偶然得知，伯明翰昌司公司急需一位懂应用光学专业的实验物理师，专职从事新型光学玻璃开发研究工作。

“这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我的祖国是多么需要这种技术啊！”王大珩非常清楚，一些主要国家已经把光学玻璃研制技术提到“军事要害技术”的高度，于是很快拿定主意要去就职，并且带着意向先去见博士论文导师特纳征求意见。

特纳颇觉意外，对王大珩表达了惋惜。因为就职意味着他将放弃在读的博士学位去做技术产品开发，毕竟这是一次重大改变，于个人于将来会遇到什么情况，都难以预料。

王大珩依然于1942年4月欣然就任，受聘于昌司公司实验部，做了长达5年的实验物理师。

放弃博士学位在王大珩看来是不值得挂在嘴上的平常事，但他却认为这5年间的收获非常有意义：“虽然不许我进入车间，但因为实验室既是产品质量的控制中心，又是进行新技术、新产品开发的源地，所以对生产的组织形式，以及生产光学玻璃的要害问题能有足够的了解。”

与王大珩相知甚深的同学、挚友钱三强一直非常钦佩王大珩的决断。1982年2月，他在一次学位工作座谈会上，公开表示：“大珩不是不知道没有博士学位对个人的不利影响，但他为了国家将来需要，做了与众不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