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在美国工作的自动控制学家杨嘉墀也加紧了回国准备。他辞去了光开关公司的工作，不介入与军方有牵连的工作，转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物理系工作，几乎不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埋头于自己的模拟机研究工作，想在这项工作结束后就回国。

但1951年下半年，杨嘉墀还是接到了美国移民局的通知，禁止离开美国。直到1953年，中国留学生联名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公开了美国扣留中国留学生的名单，将这一问题公开化。迫于各界压力，美国政府终于准许华裔学者和中国留学生离境。

1956年4月 ，杨嘉墀开始办理回国手续。他首先向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所长布朗克辞行。布朗克是一位学者，也是社会政治活动家，后来当了美国科学院院长。起初布朗克希望杨嘉墀留下美国继续工作，当了解到他回国的决心很大后，布朗克只好说：要求回国是你自己的决定，但是不能把事情闹得很大，像钱学森的事例，这对你，对美国都没有好处。

随后杨嘉墀又去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办理手续，并向生物物理系主任钱斯教授辞行。没想到，钱斯也说：你爱自己的祖国，我也爱我的美国，希望你不要搞成钱学森那样。

他们的话语让杨嘉墀恍然大悟，美国使用外国技术人才，关键时刻离不开政治，科学技术也离不开政治。

办理离境证件时，美国移民局的工作人员询问杨嘉墀，回购是否自愿、有无别人强迫时，杨嘉墀和夫人徐斐理直气壮地大声回答：是自愿的！

1956年8月，杨嘉墀夫妇带着4岁的女儿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向太平洋彼岸的祖国驶去。一起回国的，除了杨嘉墀的一颗赤子之心和宝贵知识财富，还有他精心选购的示波器、振荡器、真空管、电压表等当时国内缺乏的普通科研仪器。“身在异乡的人，总是要回家的。”杨嘉墀这样跟徐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