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9月，由我国无机化学和物理化学家柳大纲带队，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物理化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上海物理化学所）的50多名科研人员，拖着700多箱行李“搬家”到长春。

这不是一件小事。

上海物理化学所有许多在当时比较先进的科研仪器以及珍贵的试剂、危险的药品、大量的图书期刊等要打包整理，必须确保这些东西历经20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仍然完好无损。

柳大纲带领吴人洁、徐晓白、张赣南等几位同事，小心翼翼地编制清单、完成装箱。柳大纲详细记录了整理出的物品：300多箱仪器设备，包括白金、玻璃器皿50多箱；昂贵的化学试剂，包括纯稀土化合物、铂族化合物等100多箱；图书资料150多箱，包括一些比较珍贵的国外过期刊物。

“马后桃花马前雪”，历时3个多月，他们小心翼翼从上海炎热的夏天，走到长春寒冷的冬天，才完成这些物品的装运之旅。接下来又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些物品的开箱和整理工作，布置了新的实验室，期待一个新的开始。

“总计破损率不到千分之一。”这个数据为整个“搬家”工作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不善言辞的柳大纲嘴角上扬，露出满意的微笑，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在柳大纲看来，最困难的事不是搬家本身，而是搬家前的动员。事实上，1950年前后，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科学院已经开始酝酿把上海物理化学所迁往东北。当时，从国家建设需求出发，东北工业基地急需得到恢复。1951年9月至10月间，柳大纲到东北考察一个月后，对东北的工业和科学的发展有了初步印象，已经做好准备响应中央号召，搬迁研究所。

然而，研究所的同事们心里却打着各自的算盘，有的人为了家庭安定以及江南优越的生活条件，不愿意跟随研究所搬迁到冰天雪地的北国长春。

“科学要为国家建设服务。”柳大纲在对年轻的科技工作者们说出这句话时，语气有点激动，甚至有些严厉，与日常工作中的儒雅温和不太一样。

柳大纲的这个想法来源于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的一次讲话。1949年6月9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央研究院”成立21周年纪念大会在上海举行。柳大纲走进会场，抬头便看见悬挂的横幅大标语写着“科学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

柳大纲和吴有训、顾颉刚、竺可桢等300多位学者一起，聆听了陈毅长达1小时的讲话，深有感触。陈毅在讲话中号召：“上海解放为科学的自由研究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我们要广泛吸收欧美各国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希望科学家把科学研究和广大人民大众的利益结合起来。” 这句话深深印在柳大纲心里。

柳大纲之子柳怀祖清晰地记得，自那以后，父亲的衣着从长袍改成了中山装，对人的称呼也很自然地改成了“同志”。“父亲的古文功底很好，解放前的很多笔记都是半文言体，用吴学周先生的字‘化予’来称呼他，后来改称‘学周同志’。”他说。

从内到外的变化，赋予了柳大纲更多的力量，也影响了周围的年轻人。作为上海物理化学所的领导，他很清楚，动员年轻同事远赴长春，的确存在难度。他和吴学周一起，率先表态，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并组织研究所中高级科技人员去东北参观访问。

“知识分子如果真正做到与工农结合就有前途，如果不与工农结合便一事无成。”柳大纲这样说服同事。

柳大纲说到做到，以身作则，吸引了一大拨“粉丝”，他们愿意跟随“偶像”柳大纲，以实际行动支援东北工业建设。

“这种精神将永久铭刻在后继者的心中，载入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史册。”后来回想起这段不寻常的经历，柳大纲也深受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