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雅风骨子里有股狠劲，认准的事他会做到底，说话做事也是喜欢打直球。这样的习惯，没少让他碰壁。

1960年，中科院在兰州挂起了“冰川积雪冻土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的牌子。施雅风再三权衡，举家从北京西迁到兰州，负责研究所业务工作。

施雅风的妻子沈健原先在中科院生物学部工作，对于搬家的决定，她思想上有些准备，开始并没有反对。可到了兰州，生活条件之艰苦，让她多少有些抱怨。“要知道兰州生活条件这么差，搬家的时候应该多带些油。”

她心疼带过去的两个女儿。大女儿一次拿到一个馒头，却舍不得一下子吃掉，坐在那里一点一点剥着吃。

她也心疼不得不留在北京的小儿子。当时只有4岁多的施建成一个人在香山附近的六一幼儿园全托，每隔两星期，好心的班主任田老师就会把他带回自己家过个周末。

这并不是最糟糕的。来兰州之前，施雅风因在交心会上的一句话遭到了批判。虽然在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的保护下免予处分，但消息还是传到了大西北。

人们以为施雅风是被“发配”到兰州的，所以只给他们全家分配了两间背阴的“丙种房”。冬天很冷，施雅风不得不穿着皮大衣、脚蹬毛毡靴，忍着饥饿，在寒冷的夜晚挑灯工作。有一天晚上，施雅风和沈建都去单位开会，家里的窗子竟然被大风吹了出去。两个女儿留在家里，拼命拉着窗户，吓得直哭。

即使是留在北京的施建成，也真真切切感受过兰州的苦。“1961年春节，父亲请同事帮忙把我带到兰州过年。回北京的时候，父亲在火车站给我买了个包子，我拿在手上还没吃，就被一个人抢走了。”

挨饿的不仅仅是施雅风一家，整个研究所的人都在挨饿。饿了，就喝水充饥；水太淡了，就放点盐；盐喝多了，身体就浮肿；身体浮肿了，思想也随之乱了起来。

为了避免人心涣散，施雅风想方设法托人从北京带来些吃的。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崔之久就给这些搞冰川研究的骨干分子捎过罐头。可是，研究人员领了罐头，都拿回去给孩子吃了，自己还是吃不到。

“施老头发现，发罐头不解决问题，就想了个办法——到兰州饭店订好饭，叫大伙去吃，这样老婆孩子总不好去了吧。”崔之久说，“施老头”就是这样想尽一切办法，也要保证科研人员的身体。

至于“施老头”自己，则靠着学抽烟提神过活。直到转年夏天能买到“高价糖”了，他才停止吸烟。这是他人生中的唯一一段吸烟史。

三年困难时期，研究所一再精简，最后缩编为地理所的一个研究室。但施雅风相信，只要有生力量还在，一切就有希望。烟起烟灭，他靠着心里仅存的一点希望之火，在生活的谷底忍耐着、蛰伏着，准备着与冰川的下一次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