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推进速度之快，超出了施雅风的想象。

1958年全国掀起的“大跃进”运动，阴差阳错地推动了中国冰川考察的成功。

“你们搞冰川考察，能不能用半年时间基本查清祁连山冰川资源的分布和数量？”

“我们打算用3年时间查清这一带的冰川情况。”

“3年太慢了！假如你们能够半年完成任务，你们要什么条件我们提供什么条件！”

1958年6月，施雅风等人再度来到兰州，拜访了时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张书记上来就把原定3年的任务压缩到半年。

施雅风一夜无眠。

机遇和挑战的天平，在施雅风心中反复摇摆：一方面，他只有一次登上马厂冰川的经验，更缺乏起码的冰川学科训练；另一方面，省里开出了这么好的条件，又着实千载难逢。

对于大自然，施雅风有一种出乎天然的热爱。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迁到遵义，同学们经常看到施雅风拿着地质锤，挎着背包，装上罗盘、高度表、地形图和笔记本，带点零用钱，一头钻进遵义乡下考察，一去就是几个星期。

白天，他一般在野外步行三四十里地，边看地形边做笔记，思考着地貌形成的过程；晚上累了，就在当地找个小旅馆住宿，第二天爬起来接着走。

这是他与天地对话的独特方式。在大自然中，他可以无拘无束，可以尽情释放自己的天性。相较而言，新中国成立前几年，他到中科院地理研究所工作，那些由于经费紧张而只能在办公室看书的日子，就枯燥难耐得多。

答案很明显了——他要上冰川！是夜，施雅风就拟定并组织6个分队，提出了调人、调车、购置装备等需求。

让施雅风感到惊讶的是，他所提出的要求竟然在短短几天里全部到位。中科院方面请来了苏联冰川学家，还紧急调拨了10万元经费。就连登山用的钉鞋，省政府的人都教了他们一个土办法：在当地猎人穿的靴子下绑上自制的钉子。

100多人组成的考察队，浩浩荡荡地向祁连山进发。嘉峪关南边一条离公路不远的冰川，成了他们的“练兵场”。

7月1日一大早，队员们带上水壶、干粮，拄着冰镐，开始沿着山沟往上走。眼看着离冰川越来越近，可临近中午，迎面一座200米高的小山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冰川不见了。

“大家奋力攀登，出了一身汗。爬上去一看，豁然开朗，我们朝思暮想了好几天的冰川，就躺在前面。”施雅风恍然大悟，刚才那座让人咬牙切齿的小山，就是由冰川沉积物堆成的小丘啊！

顾不得疲劳，施雅风一纸电报急送北京报捷，并将中国人自己发现的第一条冰川命名为“七一冰川”，以此为党的生日献礼。

电报发到北京时，中科院领导正在召开由各所研究人员参加的大会，不仅当场就宣读了电文，还给施雅风他们写回电，高度赞扬了考察队的业绩。这给了施雅风极大的鼓舞。

但人生怎可能尽如人意？一个人既然能够被时代的洪流高高扬起，也同样能被裹挟着重重抛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