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到党所进行的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崇高最伟大的事业……只有把个人短暂的生命融合在这个亿万群众的伟大事业里，贡献给这个光辉的事业，生命才是最有意义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他不仅是科研上的能手，还是其他工作的好手，1963、1964年两度被评为研究所先进工作者，1964年冒雨抢救水泥受到党委表扬。1979年他和牛憨笨、赵积来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人员派到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进修2年。留学期间，坚持参加中科院在英进修生党支部的组织生活，被选为党支部委员及后来的帝国理工学院党支部委员。莘莘学子、心系祖国，他和另外两人从很不宽裕的生活费中节俭出1500英镑，给研究所买了当时急需的电动计算机并带回来，当时，国内还在使用对数表和手摇计算机辅助研究工作。

关于领导干部，他是这样认为的，干部要有威信，必须走的端、行的正，廉洁奉公、不以权谋私。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当了八年的所长，出差只坐过两次出租汽车，还是因为要赶飞机，从没有住过高级宾馆，都是住在中科院机关招待所。大女儿是大学光学仪器专业毕业的，毕业时，原本分配到了西光所，他坚决不同意，让研究所给学校去公函，要求重新分配，最后，女儿被分配到了一个几百人的小厂里就业。岳母80岁时，住在他这里，有病时，他就自己用自行车推着岳母到医院看病。

1991年，他得悉国家计委利用第六批世界银行贷款，筹建一批国家重点实验室，他立即组织研究所在做了大量工作后提交了申请书和建设方案。当时，中科院将他推荐为国家计委国家重点实验室评审专家，他毅然将实验室主任让位于其他同事。瞬态光学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在95个申请的实验室中名列第一，取得了优异成绩，但遗憾的是，他因此没有担任过自己亲手筹建起来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他讲，能够亲自参与其中就感到很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