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世骏一生都怀着一颗好奇心，打量着身边的大千世界。他不断地观察、思索大自然和人类社会中种种现象。他回忆：“1938～1943 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我离开了山东，流亡到四川，辗转至鄂西一带，参加农业害虫研究，常年奔走在鄂、湘、川三省交界区。该地区地形复杂，高山、低丘、深谷、平坝交错分布，在仅仅几平方公里内，在不同地点，可同时出现亚热带、暖温带及寒温带微气候。随着地形及海拔高度差异，自然景观不同，植被及生物亦相异，石质的高原缝穴中只能生长耐受剧烈气候变化的稀疏小灌木，山谷中则有包括水杉等古老树种在内的茂密森林。”这让初次进入内陆鄂、湘、川地区的他，开阔了眼界，“是什么原因造成自然界如此多姿多彩？更使我当时不解而又必须弄明白的，则是当地少数居民在农业中的一些问题。例如水稻是当地种植最普遍的作物，从海拔只有十多米的谷地可向高伸延约2000 米的山坡，构成梯田奇景。那时当地为害最严重的稻虫是二化螟，三化螟，部分湿地邻近的稻田亦有大螟发生。在同一个大的坡梯田内，有的梯田下部是三化螟，上部是二化螟。而另一些坡梯田内二、三化螟分布情况则相反，即低处及高坡上是二化螟，中部是三化螟，而且发现该害虫的年发生世代数及其发生密度亦有‘不规律’的现象，这又是为什么？”在一连串的问题面前，马世骏感到惊愕、困惑，他下决心“要找找差别的原因”，他还说：“这是我接触生态学工作的原始动机”。此后，马世骏的一生都在践行着他的“好奇”（由现象引起）、“探新”（找答案）、“追根”（寻机理）、“好强”（压力、责任）。这成为他毕生为之献身的“原始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