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几经中断、中学全靠伯父资助。这就是戴芳澜的童年，贫穷，但勤奋好学。

中学毕业后，戴芳澜奋力考取了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从而得以留学。

戴芳澜在《自传》中谈留学动机时说，那个时代“几乎不断地有外人欺侮我国的事件发生，生在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无不义愤填膺，希望祖国赶快富强起来。那时青年人都抱有‘实业救国’的志愿，文科都不愿学。因此，在留学时我的志愿是学农，认为美国农学颇发达，它又是一个‘民主’的‘先进’国家，很可以作我国的模范”。

以为可以努力学习、壮报国之志的戴芳澜刚到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读书，又因父亲失业而辍学回国，丧失了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尽管如此，1919年回国后，戴芳澜仍立志发展中国的植物病理学科，使它在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同时，向国际水平看齐。

然而，这条路同样注定不是坦途。当时戴芳澜谋得教书职位，但因时局动荡和派系之争，几度遭遇解聘，有一年甚至不得不在一家私人农场管理园艺。

但戴芳澜初心不改，为振兴中国植病学，在辗转各地执教。除开展植病研究外，戴芳澜还致力于将现代真菌学扎根在中国。

戴芳澜在金陵大学任教时，该校农林科生物系主任、美籍人士史德蔚与哈佛大学一位教授协议，要采集中国西南地区的真菌标本。在受托承担这一任务时，作为该校病理系主任的戴芳澜力争标本应由中美双方同等分享。

“你们分了标本由谁来鉴定？”看不起中国人的史德蔚以必须要有人能研究标本为条件而发难。

“我！”戴芳澜铿锵有力地回答。在戴芳澜的坚持和所显露出的研究才能面前，史德蔚只得同意平分标本。

自此，戴芳澜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出成绩为中国人争口气。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中国真菌分类研究上，从白粉菌做起，精益求精、越做越广，很快便做出了国际水平的成绩。1930年，他发表了由中国人首次发现的寄生于植物上的真菌新种——《三角枫上白粉菌之一新种》，这成为中国真菌学创立的标志。

（整理自《戴芳澜：波澜岁月书芳华》,《中国科学报》2019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