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大同研究员

楼梯拐角处的房间内的储存柜中，摆放着用福尔马林浸泡的蛙、蟾蜍等两栖爬行动物的玻璃瓶。谈话间，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走了进来。他亲切地打招呼，而后从双肩包里掏出一沓厚重的书，《云南两栖类志》《横断山区两栖爬行动物》……每一本书都是他呕心沥血的成果。

从事研究的四十年里，他辗转中国南亚热带、热带广袤山川近三十个春秋，采集标本2万余件。

无奈荒度十年，成人生一大憾事

“我小时候家在农村，常跟田鸡、蛇、蜥蜴等打交道，对它们有一定兴趣。”年少时的兴趣，使他在高考填报志愿时选择了云南大学动物学专业。

1961年10月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所工作。之后又被安排到西双版纳勐仑，参与建设工作站。在西双版纳植物园木匠师傅刘文彪的带领下上山伐木、改木料等。

1963年初，国家开始大力发展。那年，恰逢四川医学院院长刘承钊及其夫人到昆明动物所访问。由于云南气候条件、植被及两栖爬行动物种类的优越性，刘承钊向研究所提议：培养从事两栖爬行动物研究的专业人员，参加全国两爬志编写。因此，所里派杨大同前往贵阳学习两爬动物野外采集和分类相关知识。

杨大同被分配到杨副主任教研室小组，赴贵州印江梵净山进行标本采集。

然而，因为一些意外之事，他被迫中止了进修学习，从贵州返回昆明。回到研究所后，他做了许多勤杂工作。而后又参加“四清锻炼”，到云南省宜良县和昭通县分别工作了一年。

十年间，他做了许多业余工作。面对挚爱的两爬科研事业，常常身不由己，以致谈及此事时，他的眼中总是透露着伤感。

野外采集标本，他有一手好枪法

1973年1月，中国科学院在广州召开了《动物志》《植物志》和《孢子植物志》三志会议，刘承钊提出撰写中国两栖爬行动物志的议题。杨大同因此得以加入云南两栖爬行动物研究组，重启两爬科考之旅。

“我的枪法很好，打到黑熊和羚羊都是常有的事。”上中学时杨大同是县上除四害的积极分子，经常使用猎枪，狩猎对他来说游刃有余。

标本采集效果的好坏直接决定考察时间的长短。“衡量一个采集点是否采集完成，主要看方圆数公里范围不同景观内采得物种标本是否重复，倘若没有新的物种出现，则说明该地物种标本基本采集完成，方能赶赴下一个科考据点。”他说。

参与编写两爬志，助建云南两爬标本库

工作期间，杨大同还参与了《全国两爬志》的编撰。为了解云南两栖爬行物种的基本情况，三十年间，他一直在各个科考据点间流连。累计获得两栖类标本17000余件、爬行类5000余件，为云南两栖爬行动物标本库的建成贡献了大量标本。

他发表了《中国横断山生态环境和两栖类物种多样性形成和演化及其与横断山抬升关系的研究》等54篇论文；主持编撰了《云南两栖类志》《横断山区两栖爬行动物》等5部专著；发表两栖类30个新种，爬行类3个新种；为两栖爬行动物学订正两栖类属名29种、爬行类属名2种；创建湍蛙亚科、胡湍蛙属、裂腭湍蛙属、溪蟾属等4个新分类单元；从系统进化高度厘清了湍蛙类、蟾蜍类、溪蟾类长期分类混乱局面。直至2000年《云南两栖爬行动物》的编撰完成，他结束了退休前最后一项重要工作内容。

回忆过往，他感慨颇丰：“我所接受的教育告诉我，我应将有限的生命投身到为国为民奋斗的科学事业中去。”

作为研究生导师，他强调推心置腹，透过表面现象去探讨更深层次的东西。他的耐心引导，使学生有所得亦有所悟，只署指导教师名的做法也是对学生学术成果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