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一半授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汤斯（Charles H.Townes），另一半则授予前苏联科学院列别捷夫物理研究所的巴索夫（Nikolay G.Basov）和普罗霍罗夫（Aleksandr M.Prokhorov），以表彰他们从事量子电子学方面的基础工作，这些工作导致了基于微波激射器和激光原理制成的振荡器和放大器。

有谁知道当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背后，有一位黄岩人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他是当时汤斯研究组的重要成员，由于他的合作参与，导致了20世纪科学技术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成就之一激光器的发明。正因为如此，汤斯在获得诺贝尔奖后立即电告他，让他分享荣誉与快乐，并对当年他所作的愉快合作表示感谢。1979年，当他率团访美时，汤斯亲自开车迎送，热情接待，足见他们的学术情谊之深。

他就是著名物理学家王天眷。

“不安分”的学生

王天眷是辛亥革命烈士王卓的遗腹子。王卓（1890－1911），字楚材，黄岩宁溪人。１7岁入浙江陆军小学，参加进步组织襄义社，后进南京陆军第四中学，加入同盟会浙江分会。1911年3月广州起义失败后作歌述怀：“险莫险于东方东，哀莫哀于同盟同，危莫危乎中国之中。”同年10月武昌起义，王卓联合同学游说新军，谋划从清统治者手里夺取南京，不料清廷察觉，将新军调出城外。时武昌形势吃紧，王卓组织百余学生军赴鄂，星夜渡江到汉口，上岸即与清军交火，沿江迂回，激战中被流弹击中左腿，犹高呼：“一时强弱视乎力，千古胜负系于义，力可穷而义不可没，吾为义死，可以无憾。”言未尽，又一弹中其要害，坠河而殉，年仅22岁。民国元年，革命军总司令黄兴追赠其为学生决胜团团长。也就是在这年的4月20日，王天眷降临人间。

王天眷自幼聪慧，母郑氏以是得教养之乐，而暂忘其丧夫之痛。稍长，入宁溪南渠高等小学，1925年转入乌岩小学，次年秋考入黄岩县立中学校（即现在的黄岩中学），与后为国民党空军中将的许思濂同学。年青时的王天眷继承其父的遗传因子，心中荡漾着爱国主义的精神，追求民主和进步。1929年至1932年在上海交通大学预科学习，毕业后转入电机系就学。193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积极参与上海大、中学联抗日救国运动，曾任交通大学党支部书记和共青团上海市法南区委宣传部长，被校方开除。期间曾先后4次被捕，经保释出狱。

1933年秋进入浙江大学。次年秋王天眷与陈芳允一起考入北平清华大学物理系。期间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并被选为清华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委员。在清华大学纪念“九·一八”事变发生5周年之时，王天眷为会场书写一联：“万里河山竟变色，五年岁月不待人。”爱国之情，溢于言表。1936年12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在清华大学（1938年与北大、南开合组搬迁入滇称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毕业并留校任无线电研究所助教。

勤奋成就非凡

提起抗日战争期间的西南联合大学，人们总会肃然起敬。冯友兰撰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言：“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约翰·依色雷尔说：“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一所大学，在最艰苦的条件下，保存了最完美的教育方式，培养出了最优秀的人才，最值得人们研究。”正是在如此的环境熏陶下，他如沐春风，打下了扎实的学术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