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志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气节和理想信念的爱国科学家。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祖国大地。南京沦陷后，日本侵略者蓄意对秉志先生等科学家进行报复，把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的图书、标本、仪器设备抢掠一空，并纵火将所有房屋烧为灰烬。那时，中央大学撤离南京，秉志先生因夫人病重未能随学校内迁，只得怀着满腔愤恨回到上海家中。回到上海后，他改名翟际潜，席不暇暖，即刻在中国科学社总社明复图书馆重建实验室，开展研究。1941年冬，“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寇占领上海租界，中国科学社被迫停办，图书馆关门。鉴于秉志先生在我国学术界的名望，日本刊物《支那文化动态》对他的个人情况调查已久，并千方百计地找他，企图拉他出来任职。秉志先生不为日寇所用，蓄起胡须，“隐居”起来。他潜在震旦大学的实验室里闭门做学问，同时还在友人经营的中药厂里研究药材蛀虫。虽然“隐居”起来，但秉志先生始终牢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用“骥千”的笔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之意）每周写一篇短文，向进步的《大公报》投稿发表，以激励人民的抗战斗志。几个月后，他被汉奸追查，《大公报》也受到日寇警告。后来，他又换用“伏枥”笔名，在其他刊物上发表文章，评论时事，揭露敌人的滔天罪行，并热忱号召人民精诚团结，共同抵御外侮。他还著书鼓励人民在危难中应积极奋斗（书稿因无处付印，又保藏不慎，大半丧失）。在恐怖统治笼罩的上海，秉志先生敢于以笔作刀枪，英勇斗争，表现出了一个爱国科学家的凛然大义。

　　抗日战争14年，秉志先生被困上海，没有工资收入，全家生活极为艰苦。但他坚决拒绝敌伪利诱，始终保持着一个爱国科学家的民族气节。多亏有爱国人士以及苏北新四军设法接济，全家才未至断炊。那几年，他一直到处打听去后方的路线，可惜总是落空。有一次得知有一条从杭州入江西转重庆的路线，他立即出让房屋、家具，不料临行前传来消息说此路不通了，9个月的计划又成泡影。他曾无奈地说：“不求别人（指内地朋友）谅解，但求无愧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