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初，我国开展了中子物理研究所亟需的、稀有的中子源——放射性氡同位素研究。师从居里夫妇的我国核物理学家杨承宗为了保护他人，自己在没有任何防护设备的条件下，独自承担了最危险的实验步骤，结果右眼受伤，终至失明。

参与此次工作的朱润生女生后来回忆：在工作中，杨先生真正做到了身先士卒。其中最危险和困难的一项工作是将盛装镭溶液的玻璃瓶重新与整个系统连接，而玻璃瓶已经老化变脆。这时必须打开保险柜，在伸手可及的距离上，在镭溶液高强放射性的直接照射下，进行玻璃熔接。

虽然工作组中有专门的玻璃工，但是杨承宗却说，这项工作太危险，不分配给任何人，而是由自己动手完成。在操作时，他嘱咐大家不要站在他旁边，而是站在他的背后，这样可以用自己的身躯为大家挡住一部分射线。

“我站在他的身后，只能看见他的肩和背。时间不长，杨先生就完成了工作，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那为我们遮挡射线的宽厚的肩和背却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朱润生说。

在共和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夕，杨承宗夜以继日地工作，有一天晨起时，忽然右眼一片漆黑，看不见任何东西。由于还要向国务院领导汇报工作，他没有及时就医，一直等到3天后才去医院。然而，由于耽误的时间太长，经过两次手术，只勉强保住了右眼一点点视力。

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只右眼最终彻底失明。左眼受到牵连，隐性白内障快速发展，差点也失去视力。然而就是靠着左眼这仅有的一点视力，杨承宗在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期间，又创立了共和国第一所自费走读大学——合肥联合大学，并担任校长的重任，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独辟蹊径，进行了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