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意”不只是新婚夫妇对彼此的誓言，更是王承书报效祖国坚定信念的表达。

1958年，我国筹备建设热核聚变研究室，国家希望能调王承书去挂帅。这个领域当时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也是她从未接触过的陌生领域。对专业已经定型的46岁的王承书而言，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巨大考验。面对钱三强的邀请，王承书毫不犹豫地说出了“我愿意”。

她明确表示，这项工作谁都没干过，谁干都不容易。别人的工作都已经走上正轨，而且还带着年轻同志，只有她刚回国工作，还是她去干对工作的影响最小。

接手工作后，王承书被派往苏联库尔恰托夫研究所聚变研究部进修和工作。在那里，她抓紧机会了解苏联核聚变学科的发展状况。学习结束，火车从莫斯科到北京一周的时间里，她翻译了《雪伍德方案——美国在控制聚变方面的工作规划》。不久之后，她又翻译了《热核研究导论》等著作。这些著作全面介绍了核聚变方面的基础理论、方法和现状，对我国受控核聚变研究的起步起到了推动作用。

正当王承书准备在热核聚变领域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时，因为第二次“我愿意”，她“消失”了30年。

当时，我国浓缩铀生产陷入困境，而浓缩铀生产是原子弹制造的核心技术。面对这种形势，1961年3月，钱三强再次找到王承书：“承书同志，现在国家需要你再次转行，这件事情要绝对保密，你看行吗？”

王承书平静地说：“我愿意。”

这次选择意味着她要放弃之前在物理学领域取得的所有成绩，甚至对丈夫都要保密。

当时时间紧迫，工作计划是按原子弹爆炸的倒数时间表来安排的。王承书带领一批理论计算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们一边学习，一边使用当时国内刚启用不久的电子计算机对工厂级联参数做了大量计算。为检验结果的准确性，他们坚持用手边的机械计算机做必要的验证。同时，她带领科研人员多次下工厂深入调查，仔细分析比较理论计算与实际运行的参数，对建议的启动方案进行反复论证。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曾到铀浓缩厂做过一次调研。当问及有无把握按时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时，他将目光投向了王承书。

王承书坚定地回答：可以。

张爱萍又问：有什么依据？

王承书回答：我们所做的理论计算和实验证明，能按时生产出合格产品。在我的承诺中，除了对孩子的承诺不能兑现外，其他的都能兑现。

果然，她和同事们提前完成了供给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装料的任务。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毛主席称赞她：“这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女功臣。”随之而来的，是组织交给王承书的第三个任务。

当年，国家决定成立铀同位素分离研究所，同时正式下达研究大型国产扩散机的任务。钱三强向她发出第三次邀请，希望她继续隐姓埋名从事同位素分离研究。

王承书再次坚定地回答：“我愿意。”她被任命为总设计师。在她的领导下，研究人员充分应用前8年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大量计算，完成了扩散机物理参数和总体参数的选择，使得机器很快进入设计研制阶段。

因为“我愿意”，王承书不畏艰难，主动把自己的姓名“藏”了起来，把自己的贡献“藏”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