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作新15岁时考入福建协和大学生物学专业，1926年毕业后到密歇根大学深造。密歇根大学博物馆里的一件标本，彻底改变了郑作新的研究生涯。

　　参观博物馆时，郑作新在一众动植物标本中行走，突然看见一只背部金黄、腹部通红的大鸟，那是金鸡（红腹锦鸡）的标本。郑作新知道，陕西宝鸡市附近有座小山包，名为金鸡岭，那里是金鸡的故乡。但他眼前的标本却标注着拉丁文名称，写着瑞典学者林耐于1758年发现。

　　金鸡是中国的特产，为什么要被外国人采集、被外国人命名？郑作新一边想，一边暗下决心。正逢当时母校协和大学数次来函，诚邀他回校任教。彼时，郑作新的胚胎学研究已小有成果，舒适的生活和光明的前景正等着他。但他婉谢了导师挽留，心思早已飞回祖国，飞回他思念的福建鼓山。

　　1930年，郑作新到协和大学生物系任教，主要讲授普通生物学、胚胎学等课程。当时我国近代鸟类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要开展的工作非常多，这些基础的生物学课程，也面临着原版教材不符合国情的问题。郑作新从最基本的写起，于1932年出版《大学生物学实验教程》。之后，又陆续出版了《普通生物学》脊椎动物分类学纲要》等教材。平日里，他教课、写教材；假期时，他和学校生物学会的同仁外出考察、采标本。

　　1938年，武汉失守，国民政府迁往重庆。不久，福州告急，协和大学迁往武夷山的邵武古城。当时武夷山尚未开发，邵武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但人类的穷乡僻壤，却是鸟儿的世外桃源。武夷山躲过了第四纪冰川浩劫，有绝佳的森林植被，可谓“鸟类天堂”。

　　此后，郑作新坚持出野外，甚至常常绕邵武全境考察。

　　早上四点多，太阳刚要升起，正是禽鸟最活跃的时候，郑作新和学生们翻过起伏的山峦，穿过茂密的丛林，详细记录下当地鸟儿的种类、迁徙时间、居留时间、数量消长情况等。1938年至1941年，这样的考察一直持续着。

　　“我可以说，当年组织师生的观鸟活动，是我国国内第一个具有现代意义的观鸟小组的活动。”郑作新这样写道。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大家依然坚持考察，不仅反映出对科学的执着，也显示出抗战必胜的信心。而这几年积累下来的资料，最后被写成了《三年来邵武野外鸟类观察报告》，这是我国关于鸟类数量统计的第一篇实地考察报告。

　　之后几十年，郑作新的职业生涯里填满了野外科学考察和标本检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他的足迹遍及全国，西藏、内蒙古、黑龙江、河北、四川、云南、海南……直到古稀之年，郑作新还在坚持出野外。

　　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研究成果。在河北，他研究了当地果区有哪些主要食虫鸟类；在西藏，他探讨高原陆栖脊椎动物的区系演变；在黑龙江，他推动设立了我国首个鹤类自然保护区……这些付出让郑作新掌握的标本和资料愈加丰富，中国鸟类的资源轮廓、区系脉络，在他脑中愈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