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黄鸣龙向他的部分学生讲解他制定的七步合成可的松的计划

黄鸣龙既是一位勤奋、严谨、敏锐和有成就的科学家，也是一位正直坚强、热情豪爽的爱国者，他痛恨旧社会的贪官污吏和腐败政治，对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怀有同情。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国内的哥哥黄胜白好几次写信给他，介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出现的新气象。他在海外得知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为人民谋福利的，深表敬佩和赞赏，决心放弃在美国的良好的工作条件和优厚舒适的物质生活，回国为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贡献力量。但那时的美国移民局严格禁止中国科技人员离境，他煞费苦心地先打发大女儿去德国，要她到德国某大学弄一份聘请其讲学两年的合约。当这份合约拿到手,就向美国移民局申请去德国，他回国的路线是先到德国再到瑞士，然后转程回中国。1952年10月，经过许多周折和风险，他终于携妻子和女儿并带了一些仪器回到了祖国。

回到祖国后，新中国各个方面的变化都使他兴奋和满意，这和他1942年那一次回到昆明时的感觉，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愿意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祖国， 献给人民，献给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他写了许多封热情洋溢的信，寄给远在美国和德国的朋友，信中用感叹的笔调向他们介绍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和各个方面的新变化。有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我庆幸这次回到祖国获得了新生，我觉得自己年轻多了。我以一个儿子对母亲那样的忠诚，热情，竭尽我的努力……我常常思念你，如果你也能跟我一起在祖国的原野上一同耕耘，该有多么称心，多么快乐！我的可尊敬的教授, 回来吧，我举起双手迎接你的归来！”果然，他的信达到了目的，有两位医学博士和物理学家先后从美国回来了，有一位化学家，一位生物学教授从德国回来了。响应他的召唤而回国的那位生物学教授，一直珍藏着二十五年前黄鸣龙写给他的信，上引的那段话便是从这封信里摘录的。这位教授无限深情地抚平已经发皱的信纸说，“鸣龙不仅是我学术上的师长，而且是我飞向祖国的引路人。”

他在德国一家电子仪器厂工作的儿子也在他的热情鼓励下回国了，他的儿子参与了我国试制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的设计和制造工作。1958年，我国自制的电 子显微镜问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