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文革”前夕，陈景润对哥德巴赫猜想做出了“1+2”的结果，并将论文提交到了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但那时这项工作被认为是“封资修”，是否发表此文引起了激烈争论。

有一天，中国科学院院士关肇直找到吴文俊家中，商议陈景润“1+2”的工作的发表问题。吴文俊当时正担任《科学记录》的编辑，负责处理数学方面的稿件。

“如果不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吴文俊和关肇直力排众议，为了让中国数学在国际上占领最高阵地，冒着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的风险，把该研究推荐到《科学通报》上发表了，赶上了“文革”前的最后一期，确保了中国在“1+2”成果的优先权。